（作者注：我院本科生主办的学生刊物《脉搏》向我约稿，希望我谈谈目前中国大学治理的问题。下文就是我的一点思考，寄望这些思考引来更多学者的讨论。）

　　在今日中国大学之改良运动中，“教授治校”之呼声再次鹊起，各种大学制度的拟订和创设似皆开始围绕此一精神而运作，我们突然间仿佛又回到上世纪初年中国新型大学建立之始的激辩之中。然而，环顾今日世界大学发展之大势，“教授治校”之论已显陈腐，它不仅与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更有悖于大学的理念。

　　以上之断言有何理据？且听我慢慢道来，亦算作向我院学生刊物《脉搏》的交差。

　　对一所大学的治理做出贡献者，岂止教授们。教授仅占这些贡献者名单的少数。那个“多数”还包括这样一些人：行政人员（从校长到科员、工勤人员）、副教授以下的各种研究者（包括访问学者、博士后科研人员）、学生（从博士生到本科生）、校友们（未来最重要的资源）、非校友们（直接或间接资助大学者）。持“教授治校”之论者，无疑会大大伤害这个“多数”，这个“多数”如果没有了“治校”的权利，保持“沉默的状态”，或者消极怠工，或者保持“心理距离”，那么那个“少数”还能治校吗？

　　可能“教授治校论者”会说：“教授治校”就是教授们制定规则，那个“大多数”去执行规则！其实，持这种论调者根本就不了解教授。真正的教授天生就不是“独裁者”，他们根本不会“操纵大多数”，他们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拥有的那点“远见卓识”根本就不足以支撑起“治校”的力量。他们天生胆小怕事，对“大多数人”拥有的“集体无意识”心怀恐惧，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更愿意“独善其身”，最多不时地说点“尖酸刻薄”的批评话。

　　再者，即使教授们具有“大无畏精神”，不惧怕“群体本能”（Herd Instinct），他们也不具备“神目”（God’s Eye）。“治理”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收集来自各方面的无尽信息，不完整的信息往往会使鼓捣出来的那些制度、政策漏洞百出，甚或缺乏实施的可能。教授不是神，他们在专业之外所知寥寥，不具备收集“治校”所需信息的高超能力，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平平。他们不可能像全知全能的神一样“看透”一切。因此，把“制定规则”的重任交给他们，无异于戕害他们。我们不能强加给教授们一个只有神才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教授治校”之论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就是它对民龘主精神的违逆。它假设了大学中“大多数”的无知和被动性，是集权主义时代“精英统治”的一个变种。在历史上，它的存在在“启蒙”的意义上有其合理性，但在今日信息时代，大学和教授已不可能垄断知识和信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精英阶层迅速消失。今天，像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的大学也已告别了它。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大学的潮流是“参与性大学”的诞生。旧式的“教授治理的大学”（University by Professor’s Rule）已转变成了新式的“参与性大学”（University by Participation）。这种大学就是“少数”与“多数”的共同参与管理。例如，在教学上不能教授说了算，必须征求学生的意见。在科研上，教授应把学生当成他们“探索路上的同路人”。在学校的发展上，必须倾听校友的意见。在社会捐资项目上，必须按照捐资者的意愿办事。在校园文化和校园精神的形成中，更应是全体大学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总之，是各种民龘主商谈制度保证了大学的良好运转和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参与性大学”就是“理性讨论大学”（University by Discussion）。


　　“理性讨论大学”预设了“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存在。无论是约翰?罗尔斯还是阿马提亚?森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都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拥有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理性能力。难道，大学还不应该被看成这样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吗？在这样一个文明的共同体中，其每一个成员难道不应被当成一个具有使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人吗？而旧式大学中那种“教授治校”的思维方式，恰与这一点背道而驰。

　　环顾世界，“参与性大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古典式精英治校思维正在消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知识和信息的充分分享得以可能，从而大学中的理性民龘主协商得以成为现实，而“教授治校”必成昨日黄花。大学文明社区中的每一个理性人都是“治校的主体”。而大学精神的核心就是高扬理性，向一切无知、野蛮、非正义和不自由作斗争。如果“参与性大学”的理念得以确立，剩下的就是具体的参与性制度和理性商谈规则的落实，如大学章程（Bylaws）的制定。而这无疑将是我们目前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因为我们大家对此都异常陌生，均需重新学习。“参与性大学”是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因为“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自治体”。

　　亲爱的同学们，发挥你们的公共理性龘吧，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学的“治理”中来！

参与性大学，听起来不错。只是实现起来毕竟太复杂